浙江省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
第三章 军事禁区的保护
第四章 军事管理区的保护
第五章 其他军事设施的保护
第六章 军事设施的共同保护措施
第七章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机构与职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下列建筑、场地和设备，属于军事设施：
（一）指挥机关、地面和地下的指挥工程、作战工程；
（二）军用机场、港口、码头、锚地；
（三）营区、训练场、试验场；
（四）军用洞库、仓库；
（五）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标志；
（六）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
（七）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军事设施。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共同保护军事设施，维护国防利益。
有军事设施的地方，有关军事机关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互相配合，协调、监督、检查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军事机关做好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县级人民武装部应当充分发挥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在保护军事设施工
作中的作用。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依照规定职责做好本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驻军单位负责组织、落实本单位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教育公民增强国防观念，保护军事设施，保守军事设施秘密，制止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
第五条 本省所有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
任何组织或个人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
第六条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实行分类保护、确保重点的方针。
第二章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
第七条 国家采取特殊措施重点保护的军事设施区域为军事禁区。国家采取严格措施保护的军事设施区域为军事管理区。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确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权限如下：
（一）空中军事禁区和特别重要的陆地、水域军事禁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
（二）涉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辖区域的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由南京军区、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划定；
（三）其他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由南京军区和省人民政府共同划定。
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的具体划定工作，由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承办。划定具体范围时，应当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军事机关、驻军单位参加。
第九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或调整，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兼顾经济建设、自然环境保护和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第十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一般与军事设施的房地产管理范围相一致。军事设施有特殊保护要求需要适当扩大划定范围的，应当征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并逐级报南京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批准。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因涉及房地产、捕捞海域、养殖场所等引起争议，一时难以解决的，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可以暂按历史形成的军地双方实际管理范围和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下列军事禁区可以在其外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一）禁区面积较小，在禁区内采取防护措施不足以保证军事设施安全、保密需要的；
（二）禁区内军事设施具有重大危险因素的；
（三）禁区内军事设施有特殊技术要求的。
军用洞库的军事禁区外沿与军事管理区相连的，一般不再划定外围安全控制范围。
水域军事禁区的水上部分，不划定外围安全控制范围。
第十二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的划定，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尽量控制在最小地域。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土地及其附着物的原所有权、使用权不变。
第十三条 军事禁区需要划定外围安全控制范围的，应当在报经南京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与军事禁区同时划定。
第十四条 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军事管理区范围的调整，依照本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或扩大，需要征用土地、林地、水面、滩涂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内的文物、风景名胜和自然资源。
第三章 军事禁区的保护
第十七条 陆地军事禁区应当按照划定的范围，在外沿修筑围墙或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水域军事禁区应当设置障碍物或界线标志。
第十八条 禁止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或航空器进入禁区。确需进入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
经批准进出军事禁区的人员、车辆、船舶、航空器及随带的物品、器具，应当接受军事禁区管理单位的严格检查和登记，并应当按批准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
第十九条 禁止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对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确需进行上述活动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上述活动所获的资料，送经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
航空器进入陆地、水域军事禁区上空执行遥感、物探等专业飞行任务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应当在外沿设置安全警戒标志。标志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规定式样制作，标志设置地点由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定。
第二十一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当地居民可以照常生产、生活，但不得进行爆破、射击以及其他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可以划定对外开放通道。外国人和其他境外人员可以经由对外开放通道通行，但不得滞留。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不得安排外商投资项目。
第二十三条 对非法进入军事禁区或在禁区内超越批准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或在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不听制止的，军事禁区管理单位的执勤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在危及军事设施安全或值勤人员生命安
全等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
第四章 军事管理区的保护
第二十四条 军事管理区应当按照划定的范围，在外沿修筑围墙、设置铁丝网或界线标志。
第二十五条 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需要进入军事管理区的，须经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许可，并应当按许可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
第二十六条 禁止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对管理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确需进行上述活动的，须经军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上述活动所获的资料，送经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
航空器进入军事管理区上空执行遥感、物探等专业飞行任务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七条 划为军事管理区的军用机场、港口、码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与地方合用的，应当划定各自使用区域，分区管理。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需要进入军用区域的，适用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第二十八条 在军事管理区内的名胜古迹确有对外开放价值的，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可以有控制地对外开放。
第二十九条 在军事管理区内，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可以划定对外开放通道。外国人和其他境外人员可以经由对外开放通道通行，但不得滞留。
在军事管理区内，非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不得安排外商投资项目。
第三十条 对非法进入军事管理区或在管理区内超越许可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不听制止的，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的执勤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第三十一条 划为军事管理区的军用机场可以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围划定净空区域。在净空区域内，禁止修建超高建筑物和影响机场通信、导航的其他设施。净空区域外围的建筑物影响飞机起落安全的，应当设置障碍标志。
第五章 其他军事设施的保护
第三十二条 未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标志、封闭伪装或采取其他措施予以保护。无军队驻守、已封闭伪装的军事设施，可以按规定委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予以看管。
第三十三条 在未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附近，需要进行采石、取土、爆破等活动的，应当事先征得团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或看管军事设施的有关单位同意，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得危害军事设施的安全和使用效能。
第三十四条 在军用通信、输电线路附近建筑施工、筑路、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砍伐林木、运输超高超大物件、架设线路、辅设管道或进行水下作业等活动，可能危及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安全的，应当事先征得团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同意，并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方可动工。
对危及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安全的树枝，军用通信、输电线路管理单位可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予以无偿剪除。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和军用输油、输水管道两侧规定距离内修筑建筑物。
禁止与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或军用输油、输水管道接线、接口。确需与军用铁路专用线接线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确需与军用公路专用线或军用输油、输水管道接线、接口的，须经主管军事机关批准。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保留的旧机场内空闲土地，经主管军事机关同意，可以耕种或作其他临时使用。耕种范围必须离开跑道和滑行道两侧三米以外。
第六章 军事设施的共同保护措施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考虑军事设施保护的需要，并征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建设项目应当避开军事设施。确实不能避开，可能影响军事设施安全、保密或使用效能的，应当主动征求主管军事机关的意见。涉及相邻两个以上省（市）的，应当征求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的意见。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必要时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提供地下、水下军事设施的位置资料。地方进行建设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地下、水下军事设施予以保护。
建设项目确实不能避开军事设施，需要将军事设施拆除或改作民用的，经省人民政府与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商定后，报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九条 在国家重点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内一般不再新建、扩建军事设施。确需新建、扩建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
第七章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机构与职责
第四十条 省、市（地）和辖区内有军事设施的县（市、区）应当设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同级军事机关、驻军团级以上单位的负责人员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委员若干人。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军事机关。
第四十一条 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指导、检查辖区内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工作。
市（地）和县（市、区）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调整应当报上一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并检查执行情况；
（二）负责协调解决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军事管理区划定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三）检查了解军事设施保护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制订保护军事设施的具体措施，协调本辖区有关部门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处理保护军事设施与地方经济建设、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发生的矛盾；
（四）组织和开展保护军事设施的宣传教育工作，表彰保护军事设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制止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五）定期总结、交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经验，建立军事设施资料档案。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军事设施的；
（二）盗窃、抢夺、抢劫军事设施的装备、物资、器材的；
（三）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设施秘密的；
（四）泄露军事设施秘密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一）非法进入军事禁区，不听制止的；
（二）在军事禁区内非法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不听制止的；
（三）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或在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一定距离内，从事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不听制止的；
（四）毁坏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围墙、铁丝网、界线标志的；
（五）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秩序的。
对前款第（二）项行为并可依法没收所用器材、工具；前款第（二）项、第（五）项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活动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造成军事设施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主管机关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12月4日
论格式合同
陈晓航
（重庆邮电大学 法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发展，格式合同有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格式合同的广泛运用，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订约时间，加速了交易的进行，改变了传统条件下一个合同的订立必须经过反复要约和承诺方能成立的非经济行为，消除了复杂的讨价还价程序。另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企业预先计算成本、利息、风险负担、付款期限，对耗损、不可抗力所致损失亦能预先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同自由原则。这就迫切需要对格式合同加以规制，以达到平衡交易双方利益，体现平等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 格式合同；格式条款；法律规制
一、格式合同概述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
格式合同这一概念在现今的法律领域已被广泛使用，但国内外对其有多种理解：
第一，在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将其称为“附合合同、附意合同”，法国法中的附合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事先已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当事人要么从整体上接受合同条件，要么不订立合同，而所谓‘不订立合同’的选择，客观上又根本不存在。” [1]另一种对格式合同的称谓是“一般交易条款”，持此种概念的有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第二，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将格式合同称为定型化契约，是指：“企业经营者为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立契约之用而单方预先拟定之契约条款。[2]其他还有一些有关格式合同的称谓，如以色列称之为“标准合同”，葡萄牙法称之为“加入合同”。
第三，我国法学领域对格式合同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由一方当事人、有关团体或国家机关制订的，或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条款的一种合同。” [3]有的认为：“由一方当事人预先制订的、并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具有完整的和定型化特点的格式条款。" [4]而我国1999年实施的《合同法》第39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以上各种定义，总体上看只是格式合同的调整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在概念所诠释的本质特征方面并无根本差异。因此，笔者认为，格式合同应当是，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为重复使用(即为与不特定多数人定约)而预先拟定，相对方只能对该拟定好的合同概括地表示全部同意或者全部不予接受，而不能进行协商的一种合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称其为标准合同。
(二) 格式合同的产生发展及其原因
1、格式合同的产生与发展
在合同最初出现时，并没有格式合同的存在，格式合同产生于19世纪末，它是伴随着规模经济和垄断企业的出现而大量产生的。
首先，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各国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小规模工业等方面的交易就已经遵循“相因成习”的方式缔结合同，对于同一种类的合同，以及合同中不断重复的内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将其定型化，以便为将来订立合同时使用。对于这一现象，尽管当时并未产生格式条款和格式合同的理念及相应的法律规范手段，但经济上的需要却使得当事人之间自发地产生了利用格式条款合同来简化其缔约程序，从而提高交易效率的要求。
随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得对煤炭、蒸汽、石油等能源的利用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整个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相应的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这一变革对于契约法影响最大。大工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并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分化与对立，物质消费行为以及企业、服务业的交易行为(如银行、保险、运输)数量与日俱增，这就意味着如果仍然按照普通契约的订约方式对合同的各项内容逐项商谈，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显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以来，不动产的买卖合同，公司的设立合同，出版合同，特许权协议等合同类型都大多依照格式条款订立，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这些格式条款的内容稍加更改而已。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格式条款合同的采用更为广泛，除了少数内容特殊、复杂的合同关系仍然需要由当事人双方相互协商、个别合意外，对于交易内容固定、交易频繁进行、内容重复的合同，尤其是公营的公用事业，如水、电、交通、煤气、通信等学理上称为“大众契约”的情形，当事人间已经完全没有个别合意可言，格式合同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例如，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出现一种趋势，即保险公司、银行、大公司以及联合企业等，一反过去根据个别客户的需要分别签订合同的一贯作法，改而采用标准统一并事先规定好合同条款的格式合同。[5]
2、格式合同产生的原因
我国台湾学者黄越钦认为格式条款合同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被如此普遍地适用，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社会动因:第一，法律行为或订约行为的强制倾向，这是现代经济生活社会环境的产物;第二，缔约、履约大量发生且内容不断重复，成为日常生活的例行事项，企业界利用契约自由的缺陷，以格式合同作为攫取更多利润的有效工具;第三，以大量生产消费为内容之现代生活关系，使得企业界与顾客都期望能够简化订约程序。[6]
实际上，格式条款合同的采用作为现代合同法的重要发展趋势，一方面，这是与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公用事业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及契约自由理论本身的缺陷所分不开的，而另一方面，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也迫使消费者不得不接受格式合同。
(三) 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
格式合同的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合同条款的不可协商性。
格式合同的使用人通常从自己的目的、利益角度出发，制定和使用格式合同，而作为合同的相对人，对格式合同的内容和具体条款并无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即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从而排除了一般双务合同的平等协商(要约与承诺)过程，笔者认为这是格式合同的最主要特征。
2、合同条款的一方预先拟定性。
一般而言，普通合同的条款都是由双方在平等协商过程中确定的，每个条款都体现了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和缔约目的，而在格式合同中，条款的内容与形式都是由使用人预先确定和设置，并未与相对人进行平等的协商，实践中多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预先拟定。
3、合同双方地位的明显不平等。
在格式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明显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双方缔结合同背景中经济实力与地位的差异(通常表现为一方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益企业)，也有在订立合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条款由一方预先拟定，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应该说，这种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是格式合同的重要特征。
4、格式合同要约具有相对方的不特定性。
由于使用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在经济上处于优势或垄断地位，并且在其所从事的领域内有着众多的消费者，为了节约成本，扩大交易规模，它们使用了预先拟定的、无须再进行讨价还价的合同条款。如果格式条款仅为订立特定合同而用，则预先拟定反而会增加成本，而且，如果格式条款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拟定，则足以证明依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在社会上的适
用范围非常有限，交易规模不易扩大，节约的成本会非常有限，给格式条款的使用者带来的收益也会微不足道，这样他是没有多大的动力去预先拟定一份格式条款合同的。
5、格式合同具有书面性。
格式合同通常情况下采用书面形式，多由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印制在一定文件上。
6、格式合同的条款，能够重复使用，拟定合同的一方可以多次使用格式合同与不特定的第三人签订合同。
二、国外对格式的合同规制
（一）立法规制
世界上很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对格式合同进行法律规制。例如，英国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法》、德国1976年《一般合同条款法》、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草案)》。纵观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规不难发现，对格式合同中可能出现的有违公平原则的情况采取了立法控制、司法控制、行政控制甚至社团控制的方式。立法控制为“各国控制格式合同中不公平合同条款的通用方式：或设一般概括性规定，或设原则性规定，或增设具体强制性规定。” [7]立法控制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直接规制格式条款，一般表现为在《合同法》中加以规定。
（二）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也是各国的通例，这是对防止在格式合同中出现不公平条款的基本控制方式。从各国的做法看，司法控制基本上通行两种方式：一是适用法律，将违反强行性规定的合同条款判为无效；另一是自由裁量，主要表现为通过严格解释合同而控制不公平条款的存在。行政控制区分为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两类。事前控制主要是通过“事先审核制度”达到的控制。如德国和日本，针对特定行业强令其将一般合同条款报送主管机关审批。以色列1969年修正案授予总检察长及经其同意之以色列消费委员会以撤销权，撤销格式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这可谓事后行政控制。在德国，消费者保护团体、产业利益促进团体、工商利益促进团体等在公共利益上担任监督任务，并可以诉请主张一般合同条款无效。在日本，“消费者生活中心可与大企业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交涉”。[8]
三、我国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