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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云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一、人性论
奥古斯丁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对人性的判断趋向是恶的主流观点。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人性恶,惟其恶,才需要忏悔,才需要救赎,才需要法律的出现. 他的法律思想即是建立在人性恶判断的基础之上,其重要作品《忏悔录》也是在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之后写成。
人性为什么是恶的? 对此追问要回溯至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此,奥古斯丁发展了《圣经》的传说,认定人有“原罪”。这就是人的原始罪恶,是上帝给予人类永远不能解脱的惩罚。
人为什么会忽视或抛弃永恒之物而倾向较低的东西呢? 奥古斯丁认为,这不是由于某种外在强制力量迫使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完全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因此奥古斯丁将人贪念引起的直接原因归于人的自由意志。正当的爱就是遵循好意志,爱其所当爱,行其所当行,从而过有福的生活。
然而人的灵魂总会发生偏离的情形,无福的人往往是滥用了自由意志,使意志变坏,在爱上帝和自私自爱间选择了后者,丧失了永恒的追求。可见,灵魂向下运动的倾向,完全是人自由意志的结果,作恶靠的是自由意志,它给我们犯罪的能力。当人行善,则是实现了上帝给人自由意志的目的,为恶则是错用了上帝给人的能力。人的犯罪行为是由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因此他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接受罚。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奥古斯丁人性论的整体构成。恶的原始来源是人的原罪,而贪欲导致恶行,其背后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产生罪。而“罪是人类奴役制度之母”,所以不同层级的法律因此必须产生。这种人性论构成了奥古斯丁法律思想的坚实基础。
二、世俗法与永恒法
由于将事物做了世俗之物与永恒之物的两分,为了规范此两类事物,奥古斯丁相应地将法律也分成两类:世俗法与永恒法。奥古斯丁在探讨人类历史命运时,多次提到道德之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举了一个剧场观众观剧的例子来说明。在观剧之初,观众彼此并不认识,可是如一位演员演得非常好,那么喜爱他(她) 的观众就会精神振奋,渐入忘我之境。然而这种愉悦之情并非只局限于对演员,对于其他喜爱此演员的观众同样会有同声相应之感。这样观众因为同爱演员之故,达成了共鸣,于是对一个对象的爱本身产生了一个共同体。这个普遍的爱与社会道德相类似,如果缺乏这种爱,那么人类就无法形成共同体;一旦形成,那么必然会同情同样有这种爱的人,排斥不爱这一对象的人,即使不爱是有充分理由的。类似于一个社会道德普遍低下,其中有觉醒者会遭到漠视、排斥乃至打压一样。所以奥古斯丁在强调道德之余,也看出了其局限性,必须呼唤法律来补正。
那么什么又是正义? 奥古斯丁的正义至少有三个层次。
其一,正义被定义为“给每人其所应得的”这么一种美德,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整个社会或者城邦就实现了正义。
其二,正义又被认为是“标志公民的独有特征以及使所有公民服从城邦目的或公益的美德。”每个人保持自己的个性特征,同时遵守城邦目的,促进公共利益,保持城邦的和平,就是实现了正义。
其三,正义还被定义为根据理性规定所有事物的正当秩序。
在三种正义中,第一种是理想的正义,但问题是什么是各人应得的? 人欲壑难填,这个“应当”到底应该给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标准,因此这个正义观过于抽象,即使在天国也难以实现。所以奥古斯丁紧接这就有上面第二个正义,它较之第一个具体得多,看到了它与城邦的关系,看到了正义是公民社会的基石,是人类社会的统一和尊严存在的基础。但是城邦之外呢,是否就没有正义了?所以此观念过于狭窄。只有第三种正义,超越了上面两个正义。奥古斯丁认为这才是最高正义,简言之,正义就是这样一种安排得很好的秩序。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安身在和平之中,可以和全世界有条理和谐一致。”
正是这两种法保证了社会稳定的秩序。奥古斯丁认为世俗法乃是“虽是公正却能随时间而加以适当修改的法律”,故而世俗法有两个特性:
首先,它必须是公正的,是基于人类理性而创制。
其次,它是不稳定的,可以因时而设、因时而废。
为什么在世俗法之上要有一个“更高更隐秘”的永恒法? 因为尽管世俗法可以制止恶行、稳定秩序,然而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不可克服的。
第一,世俗法受时间与变迁限制。正义在不断变化,要了解此正义,全凭人生经验。而“人生非常短促,不能以为本身有了经验,便对经验所不及的古今四方的事物因革都融会贯通。
第二,世俗法作为有形的法,仅仅规定和禁止外在的行为,它不涉及这行为背后的动机,甚至很少关心纯粹的内心活动。不可否认,有时一颗罪恶的心要比一个损害后果还要危险得多,而世俗法只能规范后者。而恶行由恶的自由意志产生,世俗法对恶意志即无能为力,可谓“治标不治本”。
由于上述原因,必须要呼唤更有理性且万世不易的法律,这就是永恒法。永恒法是天主的法。在奥古斯丁看来,法律产生于上帝,是正义的体现,是上帝统治人类的工具。统治外部的有形之法是世俗法,而统治人内心的法是永恒法,有形来自于无形。这个法等同于上帝的意志和智慧,正是上帝的意志和智慧引导一切事物达到它们各自的目的。永恒的法构成了正义和公正的普遍而神圣的源泉。一切世俗法都必须服从永恒法的支配。
可见,较之于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的自然法,奥古斯丁的永恒法是将其与上帝结合起来,都是在承认现行的世俗法之上有一个更高更完善的法。只不过前者认为它是自然的理性,而后者则将这一切归于了上帝。
三、现代意义
奥古斯丁生活于古罗马帝国晚期,其思想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先河,奥古斯丁的思想中最精深之意,于我们今天法治中国的法学研究犹有巨大意义。奥古斯丁对人有限性的分析,他关于人们应该超越世俗、跃入神圣的呼唤等,在今日这个特殊时代中,不能不引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鸣。
其一,法律呼唤神圣。
作为现代法律,政教分离体制之下,法律的世俗化乃是文明的进化。然而法律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规则,在奥古斯丁眼里,无论是永恒法还是世俗法,都是神圣凛然不可侵犯的。奥古斯丁写道,尽管人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可能会就世俗法律的样式发生争论,但一俟法律制定和确立之后,就不能再对法律加以置评,而只能依据法律进行制裁。这是从现实中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的,就是说人服从已经制定的法律或者在对人运用法律这个行为是神圣的。
在今天,司法独立很大的困难在于法律不够神圣,法院不够庄严宏伟,法官与其他人距离过小,法律解决与政策或习俗解决没有很好的形式区分,所以我们要向奥古斯丁虔诚的对待主一样对待法律。从法律的制定来看,奥古斯丁认为一个法律要称其为法律,首先它必须是良法,是基于人类理性智慧而制定。所以在制定法律时,一定要慎重,有时与其制定一部漏洞百出、不合时宜的法律,不如不制定,否则不足以称良法,再要保证其神圣性就非常困难了。
其二,法律须被信仰。
奥古斯丁崇尚理性,但是他的理性是为他的信仰服务的。就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而言,他的看法可以一言以蔽之“信仰寻求理解”。法律当然需要理性的制定。但是没有信仰,理性的发展不会有突破。一个良好的法律,如果人们并不在心底里以之为念,那么法律和其他诸如政策、纪律一样只是一种技术。而当人们真正在法律面前感到敬畏恐惧和战栗时,那么法律作为一种信念就渗入到人的内心。所以,很多时候,信仰就是根植于人内心的自由意志,很难阐释的非常清楚。奥古斯丁的永恒法为什么会对人的心灵也能净化? 原因还在于人们纯洁的信仰。因此永恒的法还在于它是人自觉自愿遵守的法,一旦心中的恶行褪去,那么作恶的行为也就难以实行了。
其三,法应当致力于幸福的目的。
为此人要有远大理想。奥古斯丁为什么在列出了世俗法后还要用永恒法来规范,就在于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属世之物,灵魂还应该向上追求永恒之物。通过追求永恒实现幸福。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浅层次来说求得社会的和平与安宁,而深层次还在于人的内心。对于万物来说,存在才能有幸福,存在本身就是幸福。对于深层次而言,则必须靠努力向理想中的彼岸航去才能实现。
奥古斯丁的为追求正义和幸福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规范秩序的理想应该为我们所崇敬。

分权的法理论证——读周永坤著《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

高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06级博士生　　苏州　 215006）


权力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任何社会构建均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建构亦莫能外。但是，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权力的盲目作用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社会灾难，因此，如何降服权力利维坦一直是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所思考的永恒主题。人类法治国家的历史及现实表明，建立现代权力结构是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但是，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所奉行的是绝对权力观念，权力制约在传统中国绝无生成之空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至今它仍然还被刻意回避。当前，我国已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国务院出台《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十年内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无论是建设“法治国家”还是“法治政府”，归根结蒂，其核心均在于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制度。因此，权力制约的制度化建设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但是，在法理上对权力进行规范分析，为制约权力进行法律理论上论证的成果却为数不多，而且在传统的统治理论下显得苍白无力。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周永坤教授历时四年倾心研究的力作——《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法理的角度，运用规范学方法对权力制约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造的哲理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践参考价值的力作。著作提出的以下理论与假设值得学界与实践界重视。
一、弘扬人的自由与解放——通过解读马恩经典确立本书的基调与趣旨
该书以“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权力思想的基石”为绪论开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有关权力的论述进行了前人很少做过的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解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有创意的解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与最高目标是人的自由与解放，革命只是达于这一目标的手段，任何社会形态都应当服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目的。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作者提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人是国家的原则”的思想，指出人权是国家活动的目标，国家是为人权服务的。特别认真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权力分立思想，包括：人民主权是分权的政治思想基础、理性的国家是分权的伦理思想基础、市民社会对分权的依赖是分权的社会理论基础、分权有利于人权保障、分权有利于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目的等等，并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集权的思想进行了描述。这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它纠正了人们将分权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认识。另外作者还特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司法独立的思想、关于法律规范权力的思想，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关于集权的论述等内容。通过以上对马恩经典的解读确立了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本书研究的趣旨，而人的自由与解放亦一直贯穿该书的始终成为研究的基调。
二、对权力和权力现象的剖析深刻而独到
1.作者对中西方权力学说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学说”的观点，将人类学术史上的权力思想分为“论证的权力学说”和“规范的权力学说”两大类。指出，论证的权力学说以不平等的主客体的权力关系为基础，它以论证权力的正当性，以巩固权力主体的利益——巩固现存的统治关系为目的。规范的权力学说，以相对平等的主体际权力关系为基础，它以对权力的批评与规范权力为宗旨，通过对权力的分析与批评，促使权力制度的进化。通过对中西方权力学说史的考察，作者指出人类的权力学说史是一个从论证的权力学说向规范的权力学说转型的历史，我国的权力学说，特别是法理学视野中的权力学说目前正处于这一转型的起始阶段。
2.作者用规范学的方法对权力的一般哲理的研究，开创了权力研究的新的视野与领域。以往的权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与社会学层面，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限于对权力现象进行分析与归纳，是一种基于“事实”的研究。对于权力这一重要的规范性现象来说，它的结果就是无法建立规范权力的理论基础，人们只能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研究分权，因而分权缺乏权力的基础性理论支撑。而作者在诠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权力定义、并进行学理疏理的基础上，将权力的定义分为不同的种类，对权力要素进行了新的分析，创立了权力主体、权力对象、权力行为人的三元分析框架，把权力内容放到三大要素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框架中去认识与评价，提出了权力的规范性定义：权力是确认和改变人际关系或处理他人财产或人身的正当能力。这一概念将权力限于正当的范围以内，赤裸的暴力被排除在外，以区别事实上的权力，从而将权力纳入正当性即规范的网络之中，为权力的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奠定了基础，也为将权力引向规范、将权力纳入规范体系提供了学术手段。这里作者所运用的对权力的规范研究，对宪法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有助于将中国的宪法研究从过分侧重实证规范描述的研究引向正当宪法规范建构的研究。
3.作者从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对权力和权力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首先，作者对从时间纬度上把握权力和权力现象显得非常娴熟而游刃有余，该书始终贯穿着对权力学说及实践的历史考察，为论证打下了厚实的根基。其次，作者又从对内和对外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空间的纬度上对权力进行了分析。在权力对内方面，作者运用了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结构学方法对权力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了权力结构模式这一全新的概念。指出，权力的基本构建分为单一构建、职能分工构建、不完全分工构建、分权平衡构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权力在不同层级间分配的原则（绝对的纵向控制原则、自治原则、以及两者之间的折中原则），将权力结构分为宝塔式权力结构和网络式权力结构，论证了宪政与权力的网络式结构存在内在关联的思想，指出网络式权力结构模式是法治的权力结构模式。权力结构模式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形象的、立体的、全方位解释权力概念并极大地有助于读者理解。
在论述权力对外方面，作者主要分析了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作者带领我们放宽视野，将主权放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主体际主权”这一全新的概念。指出主体际的主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内和对外。对内主权是公民共同体的主权，公务人员只是受命于公民共同体并为之服务的公仆。公民共同体的规范形态就是公民自己制定的宪法。所以，主体际的对内主权的表现形式就是宪法。是宪法代表主权，而不是任何个人或人的组合体代表主权。对内主权的主体际性表现在：没有一个社会实体是主权的承载者，或不存在一个具体的主权者，主权只是组成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的人的抽象，是他们的主体间关系的产物与行为规范：宪法。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主权者——每一个人都有权参加或实际上参加了作为主权表征的宪法的制定，并有权参与对它的修改。每一个人又都不是主权者——任何人都无权统治他人，任何人都不能高于宪法。因此，这个主权实际上是通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主体际的关系来体现与实现的。
主体际的对外主权是指政治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资格，是国际法律人格。作为国际法律人格的主体际的主权的对外方面，不再是单单强调主权者的权力，而是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义务。对外方面主权的主体际性表现在：第一，主权是相互的，或曰是互为主体的，不允许存在任何将他在的主权客体化的主权。这不仅在同质的主体间是这样（主要是指国家间、不同的国际组织间），在不同质的主体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超国家的主权（例如，享有主权的国家组织、联合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不允许将国家客体化。国家与超国家的主权享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主体际的关系，要相互尊重。第二，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主要主权者的时代，国家主权应当受到特别尊重，超国家主权的形成应当建立在互为主体的国家间的协议的基础之上。作者在分析当代主权的实际状态的基础上，认为在法治的世界上，绝对主权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概念。
这一理论对于维护国家独立、防止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法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三、在对权力及权力现象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引导出分权、司法权独立及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构建的基石的结论
1.权力制约的政治之维——规范权力的前提和核心在于分权。权力制约根本上是一个有关权力安排的政治架构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单纯期望通过法律的力量来约束政府，其功效毕竟有限。作者认为，权力安排的核心在于合理的分权，分权是该书一以贯之的红线和核心内容。该书开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解读中，即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分权的思想。在第四章“权力结构模式”中，作者梳理了制约权力的学说史，指出，作为限制权力伦理学努力的自然法理论、社会学努力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政治学努力的主权理论的形而上学性，以及这三种理论试图在权力之外找到一个权威来限制权力的最终归于无效或难以克服的缺陷。指出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制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在第五章“权力的运行”中，通过对有关权力来源学说历史的梳理，作者发掘出较少被人论及的可以形象地说明权力归属制度的“权力所有制”的概念，指出并赞同在论及这个概念的哲人博丹及马克思的思想中，权力乃是公器的追求，国家权力理所当然属于公有的思想。同时，通过对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分析，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构建合理的权力结构的必要性，指出权力合理性取决于权力主体产生于理性的程序、权力主体的认识合理、合理的施政目标、权力行为的正当性、确立法律对于权力的权威、权力行为的可责性与可诉性，从而逻辑推演出合理的分权的结论。在第六章“分权的实践”中，具体研究了古典的分权实践、中世纪分权实践的残余、启蒙运动与现代分权制度的确立、现代分权的突出制度建构、阶级分权与职能分工问题，从分权的实践看分权对于民主、共和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内在关联。在对分权实践考察的同时，本书的第七章还对分权的理论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了古代的混合政体理论、洛克的立法与执行分立的理论、司法权的突起与司法政治控制能力的获得、康德的权力结构理论、黑格尔的双重分权理论、美国立法之初的制约平衡理论、对分权理论的批评、对批评分权理论的反批评、分权理论的现代阐释、分权与集权理论的比较、以及分权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在对人类历史分权的实践及理论作全面回顾与考察的基础上，最终提出分权是权力进化的结果，指出在法治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上，法治社会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应当分立并相互制约。
2.权力制约的法律技术之维——司法权独立与司法审查。规范权力的核心在于分权，即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互相制约，而在三权之中，作者在对分权理论与实践考察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司法权独立与司法审查对法治社会建立的关键意义。首先，关于司法独立对法治社会构建的意义，从开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解读中，作者就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司法独立的思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等政治性权力不同，司法权属于社会权力，它应当完全独立于立法和行政，司法权的特殊性内在地包含了司法独立的要求和属性，司法独立才会有自由，同时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各种控制司法权的企图的思想。此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还考察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在黑格尔的国家权力中，只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两种，司法权存在于政治国家之外，属于市民社会的权力，它独立并且高于立法和行政权力。其次，作者运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对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论述。在第五章“权力的运行”中论述权力的合理化时指出了权力行为的可责性与可诉性的意义，构建了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随后，作者即对分权实践，尤其是现代分权的突出制度构建——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考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的考察，作者强调了司法审查对法治社会的意义，认为在政府间与政府内部建立监督关系是维护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程序的基础性制度，没有这样一种制度，维护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程序只能沦为空谈。
研读这部著作，给本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与通常所见的法理学、政治哲学著作在行文风格方面佶屈聱牙不同，语言通达流畅、概念清晰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达到了后记中所说的当初写作所追求的“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应当是读得懂的”目标。
总之，在当前这样一个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界普遍浮躁的时代，《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是一部难得的严肃的极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力作。书中对西方有关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及司法审查制度等思想进行的新的学术梳理，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有关权力的解读对于在政治思想上彻底否定及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纠正过去在权力问题上“资社对立”的思维模式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借鉴、批评西方相关学术资源，发展我国的相关学术研究拓宽了思路。同时为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权力关系提供理论支撑，对完善我国的权力制约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出版不久即已名列法律出版社百本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之列。通览全书，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理论上规范性分析的内容多，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及构建的内容少，似乎不太符合作者治学中所一贯奉行的关心当下中国问题、探求中国问题之解决方案的强烈现实主义关怀的学术理路。经了解，才得知本书的出版原来颇费周折，作者忍痛同意砍去全书的一部分内容，其中包括中国法治社会的权力配置的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当代中国的问题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分权才能解决的观点、论证了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建立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有关内容。我们盼望能一睹著作的全貌。

本文发表在《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