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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马　强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己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己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己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己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
　　2?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
　　3?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
　　4?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
　　5?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
　　6?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农村劳动力输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通知
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输出工作的管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省劳人厅、省扶贫开发办拟订了《青海省农村劳动力输出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第一条 为充分开发和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积极实施“异地扶贫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有序化工程”，鼓励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劳动力离土离乡异地安置，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现根据当前劳动力输出的实际情况和异地扶贫工作的需要，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在劳动年龄以内，身体健康、并登记要求跨地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第三条 农村劳动力输出形式应根据自愿报名、来去自由和用工方式来确定：
一、外出务工。本人或夫妻双方被用人单位招收为临时工、季节工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跨地区流动就业。
二、异地安置。本人或夫妻双方被用人单位招收为长期工并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自愿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可异地落户安置。
第四条 农村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形式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既可以自行外出务工，也可以由能人带领自行联系异地安置，还可以集体组织外出务工或在务工期间实现异地安置。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应积极地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五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和监督检查，并与当地扶贫机构及有关部门加强联系，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工作。各级扶贫机构及有关部门要把农村劳动力输出工作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积极给予支持和帮助。劳动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具体负
责本地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的组织、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
第六条 县级职业介绍所和乡（镇）劳动工作站（劳动服务站），是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农村劳动力输出工作的办事机构，在劳动（就业）部门的领导下，负责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登记、培训及组织输出等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职业介绍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专门办事机构，作为本机构的派出单位，与输入地区共同做好本地输出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广泛收集用工地区的用工信息，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巩固劳动力输出
基地。
第八条 县级以上就业部门，要根据用工信息和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资源数量及技能专长，编制年度输出计划，并认真组织落实，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输出，避免盲目流动。
第九条 就业部门和各级职业介绍机构在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工作时，要将务工地区的地理环境、务工条件、劳动报酬以及对劳动者身体素质、技能和年龄的要求等，如实向输出人员告示宣传，按自愿的原则组织劳务输出，防止包办代替。
第十条 各级就业部门或职业介绍机构要按照务工要求，开展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要建立培训基地，对农村劳动力分批分期进行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增强其市场就业能力。
第十一条 凡需要通过跨地区实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应凭本人身份证和相关证件到本乡（镇）劳动工作站（劳动服务站）或本县职业介绍所办理登记输出手续，领取《青海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凭卡到务工地区就业部门或职业介绍机构申办当地《外来人员就业证》，凭证就业。

第十二条 办理农村劳动力输出所需的中介服务费用，要严格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发布劳动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办理输出手续时，减半收取中介服务费。
第十三条 农村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的，其住房和宅基地的使用权长期不变，承包的土地、草场和其它经营项目的经营使用权本人要求不变的，可长期不变，期间应委托亲友妥为经营。务工期间，可减免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十四条 农村劳动力迁出户口在异地安置后，因各种原因要求迁回原籍重新务农的，或达到退休年龄，要求返回原地区居住的，当地政府应该允许其落户并给予妥善安置。返乡后兴办经济实体、自谋职业的，有关部门要从政策、资金、场地上予以支持，充分发挥其技能和特长。
第十五条 凡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都应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劳动法》和当地有关劳动政策规定，切实做到依法就业、依法务工和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第十六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宏观调控，把充分开发和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富的有效措施，切实抓好，保障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十七条 以前颁发的文件，凡与本办法内容相悖的，均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开始执行。



1998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