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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证据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证明责任的属性与司法解释内容的兼容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诉讼上的特定待定事实，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了满足法官形成某种确信心证的需要所应负担的相应责任。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仅管以“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原则为基本点，但法官都以裁判者的角色居中裁判，享有“心证”的职权。证明责任又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裁判所承担风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而行为责任却包括了主张责任与证据提供责任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主张责任是当事人为赢得胜诉，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利于自己事实的一种根据。主张责任一般先于提供责任而产生。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请求之后，其主张事实根据就必然涉及证明责任的问题。我们通常所称的行为责任的转移，则是指行为责任中的证据提供责任的转移，而主张责任则作为一种权属能力，构成未然的结果责任产生的成因，不发生转移问题。因此，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必须要有主张其请求原因的存在，否则其请求即失去依据，而有遭受不利裁判的风险。当事人在诉讼上既享有主张之权利，亦必为享有此种权利而承担提供证据的义务，这就是“主观上的证明责任”的实质内涵。在《民事诉讼若干规定》的第一条即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条规定，即指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通常属原告一方，即本诉的原告与反诉的原告。《民诉法》第108条又规定了起诉的条件，却没有从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规定，也就是说：《民诉法》第108条并没有从负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来加以设置、规定，所以，本条立法弥补了这种缺陷。为了更好地、正确地适用《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的第二条与第七条规定，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相应法律的根据及相应的证据，本条规定有助于法官从实体法的角度对具体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加以确认。这些也是实行证据交换以及在法庭上由法官对证据进行调查的必要前提条件。证明责任分配是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固定规则，基于这一规则，证明责任归于特定的一方当事人实际负担，作为诉讼上的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主要是基于为法官确认当事人具体的证明责任作准备。否则，由法官依职权确认的待证事实尚不明确且当事人对事实争执点和法律争执点均持有不同意见，会给及时开展证据交换带来负面影响。但该司法解释对法官在哪一阶段依职权确认证据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便于及时审结，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的前提出，如果一审辩论终结后在要求进行证据交换，法官可以不予准许，这样便于与该司法解释的第35条衔接。《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事实上是对举证时限的一种例外规定。但第32条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届满前应当提出书面的答辩，但未硬性规定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也就无法避免举证时限上有效地对其加以制约的一种情况，可以这样说《民事诉讼若干规定》在此存在着重大缺陷。行为责任从主观上、程序上和动态上反映了证明责任的内容。随着诉讼活动的开展，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会发生转移。所以，行为责任此时在程序上呈现为动态，它随着庭审过程的不断深入而转移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上，这种证明责任是否由一方转移给相对一方当事人，主要取决于在对某一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质证过程中，是否能够促使法官满足确信其心证的要求。在此，《规定》的第二条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它体现的是证明责任的一种结果责任。
所谓结果责任，亦称客观的证明责任，或称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它指当诉讼进行到终结而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事实的人则要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对行为责任的履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结果责任出现。承担结果意义上证明责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促成当事人必须履行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原因。该种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承担行为责任的系在原因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所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内在原因是为了避免当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对其可能造成的不利诉讼后果。行为责任的履行正是适应了这一裁判机制。因此，当事人在提供证据证明他所主张的事实，并为法院所接受之后，即履行了行为责任，其法律效果是避免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由此可知，证明责任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指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所以，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为败诉风险负担。
二、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司法救济与限定
在诉讼上由于实际证据裁判主义，凡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必须就这种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凡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该诉讼请求就不能得到裁判上的支持。
《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更加明确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以及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所应当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据此，应从证明责任的角度将审判上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上所实际发生的那种事实在一些情况下相互区别，以客观地反映诉讼论在审判上的这种特殊性。为此，《规定》第3条针对我国目前当事人证明意识和证明能力上所出现的薄弱环节，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在诉讼上负有向当事人阐明证明的要求及其法律后果的职责，以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提供证据。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能力将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诉讼后果。我国目前法官的总体素质尚无法保障在当事人因客观因素证明能力受限制时，一方面予以必要救济，另一方面还要同时保障在诉讼上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攻击与防御的机会。当事人委托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签发调查令，由委托律师调取证据。调查令因故未使用或者被调查人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当在调查令的有效期间届满后缴还人民法院，并说明未使用或者被调查人不能提供证据的情况。作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问题，由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律师前去调查，收集是欠妥当的，因为，由法官发出的这种命令，应针对诉讼外的第三人，而由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持有这种命令向诉讼外第三人收集、调查证据，将有损司法的权威性，还极有可能危及有关证据来源的可信度。《规定》第17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资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些特殊的例外情形，并不等于人民法院由此而成为证明主体或者举证主体，并且即使由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也是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
三、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免除与启动程序
我国《民诉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并非为当事人主张的所有事实都需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些情况下，对某些事实不需证据证明即可被视为真实，并免除有关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职权对有关当事人的事实主张采用司法认知，从而导致免除该有关当事人证明责任的诉讼效果的产生。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其目的是通过当事人的证明能力，帮助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正确处理案件。如果案件中的某些事实已经清楚，不必再由当事人负责证明，则可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免除也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此外，该司法解释第8条所规定的当事人的处认亦应当属于免除相对一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范畴。
当人民法院对某一事项采用司法认知时，势必在当事人之间的抗辩对峙关系上造成某种失衡状况。因为，司法认知的采纳，意味着有关事实不需证据即可被认为系一种真实，从而免除了有关当事人的证明负担。根据《规定》第9条2款，除了第9条1款（二）项规定的自然规律及定理外，在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些事实的情况下，这些原本属于负证事实，将按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由当事人恢复其证明责任，以便于相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反证相抗辩，其反证是否能够构成足以推翻原免证事实，则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判断。所谓无需举证，是指在审判上免除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或证明负担。在诉讼效果上，产生这种负证事实应当与法官依职权在审判上予以认知或接受这些事实为真实来看待，其效果是，无需当事人的提供证据以及经过法庭辩论便可直接将这些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
由法院依职权采用司法认知，其对象一般限于应当予以认知的那些事项。而属于法院可以予以认知以及当事人认为应当属于认知范围的事项，一般以当事人的主动申请为条件。在立法上应当明确法官采用司法认知的程序规则，除了法官可依职权对某事项直接进行司法认知外，还应允许当事人就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事项申请采用司法认知，同时赋予相对一方当事人享有抗辩权。
根据我国现实国情与证据法的法理，对于免证事实应当设置相应的操作程序。对于众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当事人的自认，可由法官依职权加以认定；对于推定事实，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由当事人申请法官予以认知，当事人在申请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或信息材料。另外，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有关特殊定理以及当事人的自认，亦可采取由当事人申请认知的方式。
四、当事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条规定设定了证明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但是，仅此一项原则性规定，显得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规定》指出：“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然而，这一解释中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设置，是在处理当事从在证明时的主张责任与行为责任之间关系，以及产生的相应的后果，仍然不能圆满地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如果在实践中当待证事实处于积极和消极状态时，仍按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就当事人的主张责任来分配证明责任或负担，在许多情形下是显失公平的。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非常复杂，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些特殊情况下，存在看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责任倒置，依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证明责任负担的情形。为此，《规定》第7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证明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该条规定是在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适用前提基础上，赋予法官据情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决定有关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是法官享有一定幅度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该条规则的具体适用是有层次的效力性和适用前后顺序的排列性，只有出现了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并且《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仍无法具体确定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负担时，法官按照审判职能又不得拒绝裁判，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据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当事人的证明能力等因素来具体确定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有的因素属于主观因素，有的属于客观上的因素，当一个涉及相同的待证事实时，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合同内容系采用口头方式订立的，相比较就证明难易程度而言，后者所遇到的难度应当大于前者；再如，与证据的远近距离而言，当患者主张医疗机构并未对症下药，造成巨额医疗费用而构成侵权时，就这一待证事实而言，医疗机构较患者更接近于有关证据。

四川纳溪法院 兰平 李林炜

宗教自由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

　　欧洲历史上不乏因侵犯和压制宗教自由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例，中世纪教会对不同信仰的压制和迫害引发了多次宗教冲突、甚至战争，国家也因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教派而使其卷入宗教争执之中，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动荡和灾难。今天，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已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及其公民所认识，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已成为各国宪法和法律不可或缺的内容。

　　宗教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宪政国家的一切作为，须以促进或保护个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这也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而“自我实现”涉及“自我发展”与“自我决定”两个要素。毋庸置疑，信仰宗教与否本身就是人的重要的自我决定。对这一决定的限制或干涉，将连带而全面地影响个人的生活领域。在宪政上，人的自我实现同时关涉着人的尊严。在宪法上，宗教自由是和人的尊严紧密相关的权利，它是人的尊严的直接体现。同时，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不仅有利于民众信仰的表达，而且有利于个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实现。这是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同时，这一结果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宪政的发展与完善。

　　宗教自由是落实人权的需要。宗教自由是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宗教信仰是人的基本需要，它关乎人的尊严。现代国家都纷纷通过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来保障宗教自由，因此，宗教自由越来越得到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保护宗教自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正确与妥当地处理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五大关系”，以及实现“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和良好的社会心态，都离不开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离不开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就是以保障公民和自然人的宗教信仰、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为目的，通过宪法和法律等形式，把公民的宗教自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开办宗教院校、出版宗教书刊、管理宗教财产、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等方面诸多权利规定下来，并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规范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的行为，从而保障这些法律规定的实现。

　　保护宗教自由，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友好交往。今天，全球化使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就宗教领域来说，除我国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中，90%以上的公民都不同程度地信仰某种宗教，而大多数国家在宗教自由方面的立法相当完备，这给我国加强和完善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压力。目前，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各国对宗教自由的保障机制非常完善。国际公约更是重视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应当重视并加强宗教法治建设，与国际接轨，落实宗教自由的法律保障，规范并保护我国与国际关于宗教文化和宗教活动方面的正常交往。

　　目前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宗教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还相互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立法从无到有，成就是明显的。但与我们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努力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要求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宗教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在：宪法方面，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但没有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专门的宗教法律少而且层次低。另外，我国一些省市在制定宗教管理条例中，只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列为宗教，而将其他所有宗教都排除在宗教范围之外，这与宪法是相矛盾的。

　　现行法规的有些规定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现行法规、规章的有些规定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这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表现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完善；缺乏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职权、执法程序、监督、法律责任等的规定；语言模糊，有些规定不是法言法语，这不仅不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而且也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

　　宗教自由法律保护的司法渠道不畅通。我国在保障宗教自由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人们的宗教自由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和保护。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纠纷应该是不少见的，但是，围绕宗教自由而发生的司法裁判却似属少见。而且，我国有关宗教信仰问题的争议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针对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尚未被激活。这势必会影响到宗教自由权利的实现。

　　激活有关宗教自由纠纷的司法，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尽管在保护宗教自由的路上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我们应该充满信心。笔者认为，针对现实，在完善宪政设计、宪法监督的同时，应当完善我国的宪政司法救济。通过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改变过去针对宗教自由的纠纷不予受理或者作其他处理的局面。鉴于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在诉讼管辖方面，针对有关宗教自由的案件，一审法院应当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在审级上，可以实行三审终审制。同时，为了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顺利实现，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第46条的规定，即把该条规定的内容“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取消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

　　同时，在通过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时，应当牢牢把握宗教自由的原则界限：第一，任何一教的信仰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自由。第二，宗教自由不得侵害其他的公民自由权利。第三，宗教自由不得破坏整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成员幸福所必需的其他价值理想。


（作者系河南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