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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刘成江


一、我国民事缺席判决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特点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29、130、131条的规定是我国现行缺席判决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这几条可以归纳出我国的民事缺席判决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时，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中缺席判决制度有以下特征：
　　1、我国现行法规定，缺席判决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作出，无需当事人提出申请。而在一方辩论主义下缺席判决一般是经到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的。
　　2、原告缺席与被告缺席的法律后果不同。对于原告缺席的处理，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可以按撤诉处理”，而对于被告缺席的处理，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可以缺席判决”。但在一方辩论主义下，原告和被告任何一方缺席都可能引起缺席判决。
　　3、我国法律规定适用缺席判决的条件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此外，经法院公告送达后，如果当事人没有到庭也可以缺席判决。
　　4、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建立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上，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并不受当事人的主张限制，人民法院调查了解的事实也可作为判决的根据。因此，在我国的缺席审理程序中，“缺席的消极影响不是直接对缺席的当事人，而是针对法院”。
　　5、我国对缺席判决未设立异议制度，适用缺席判决制度做出的判决同对席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而在缺席判决主义中缺席判决可因缺席方的异议而失去效力，并使诉讼恢复到判决前的状态。
　　（二）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在立法理念上借鉴了国外通行的两种模式，但在立法内容上又与两大模式有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影响下，既要借鉴国外在立法中奉行的当事人主义至上原则，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清况，兼顾职权主义的诉讼习惯，追求实体公正。这种逻辑上的不协调，导致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违背了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基石。但就缺席判决而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式与平等原则相违背：对原告的缺席是“按撤诉处理”，对此原告既不失去诉讼权利又不失去实体权利，缺席后原告还可以再行起诉；被告缺席则适用缺席判决，而判决后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被告如有异议，只能通过二审程序来加以救济，缺席判决中被告失去的是一次审级利益。这种规定违背的是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对原告缺席按撤诉处理，在立法理念上，是借鉴的国外在立法中奉行的当事人主义至上原则，以体现我国法律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对原告单方面诉讼权利的尊重，而严重忽视了被告的诉讼权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当事人一方撤诉须经另一方当事人同意是通例。但在我国，是否准许由法院依职权裁定，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思和利益。因原告的起诉而成为被告的一方当事人，其参加诉讼及追求胜诉本身就是其诉权的内容，而且为了抗辩原告的指控参加诉讼，必然在财力、时间、精力上有所付出，如果原告为避免败诉而故意缺席，法院又按撤诉处理，被告的利益必然要受到损害。当事人地位平等，表现为相同或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原告有撤诉权，被告无对应权利，这给了原告通过规避法律达到逃避败诉的机会，这对于被告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同时也造成了原告通过缺席来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
　　（2）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理念上存在疏漏
　　首先我国法律在立法理念上受前苏联民诉法理论的影响，主张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把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规定为权利和义务的共同体，到庭是权利，不到庭则不是权利，对必须到庭的被告，到庭参加诉讼则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有的学者还认为，“当事人按时出庭，参加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开庭审理，这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义务。”被告缺席，“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而且破坏了法庭秩序”。因此缺席判决已成为对当事人的一种制裁手段。将缺席判决的功能作为对缺席方的制裁，这种认识与现代以民主、公正为主题的诉讼理念不相适应。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是行使诉讼权利，不到庭是当事人自己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而不是对国家审判权的否决。其次，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过于强调法官职权，缺乏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必要尊重，没有体现当事人至上原则。在当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被认为是推动诉讼进行的主体。这一理念体现在缺席判决制度中，就要求缺席判决原则上应由到庭当事人提出请求方能作出。”而在我国，缺席判决是由法院依职权作出，并不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司法理念上的不明确，导致了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疏漏，人民法院在缺席判决时出现的诸多法律尴尬和难于解决的问题，也体现了这方面的情况。
　　（3）适用缺席判决的法律要件缺乏
　　我国民诉法规定，原、被告经传票传唤后拒不到庭或中途未经许可退庭，可以适用缺席判决。由此可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可以适用缺席判决的情形，却未能对缺席判决具体的审理方式和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由于立法的粗糙，法律要件的缺乏造成实务中出现大量的问题。办案人员如果缺席判决，担心案件事实未全部查清，判决生效后如缺席一方申诉，原判可能会被认为是错判；如果不缺席判决，又担心延误审限，导致超审限。于是在实践中产生了反复传唤与劝当事人撤诉的怪现象，导致诉讼公正与效率大打折扣。从根本原因上说，除了受旧立法的影响外，立法的疏漏以致可操作性弱必然会导致实务中的低效甚至偏差
　　（4）缺席判决的效力不稳定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借鉴一方辩论主义的基本模式，当事人缺席时仍要采用抗辩式的庭审方式进行案件审理，要求法官在对庭审材料进行核实后，做出正确的判决。这种一味追求实体公正接近真实的立法理念，导致法官在缺席判决时很难操作，尤其在一方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提交任何诉讼材料的情况下，法院对缺席方的情况一无所知，法官单凭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辞，难以充分地掌握证据或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要做出正确的裁判实属不可能。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尽可能地弄清案件事实，被迫陷入主动调查证据的境地，从而使审判程序的公正性难于体现。而我国的缺席判决是由法院依职权行使，不以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所作出的裁判效力又等同于对席判决。对缺席判决，当事人虽不能提出异议，但可以通过上诉、申诉、提请检察院抗诉的方式，对缺席判决的公正性加以质疑；而且一个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难以把握的缺席判决，在上诉和再审程序中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
　　（5）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缺席裁判缺乏必要的法律救济。法院作出缺席裁判的前提是“推定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事实上，缺席方提出正当理由及证据往往在法院已作出裁判之后，法律并未赋予缺席方对缺席判决提出异议的权利。因而缺席方只能通过上诉、重复申诉、上访等方式寻求对自己的权利保护，有时被告干脆直接抵制判决的执行，但这些方式往往费时又费力且很难有效的维护他们的权益；而缺席原告连上诉申诉途径也没有，只能默默承担诉讼费再次起诉，造成诉讼资源浪费。对于有正当理由未到庭的当事人而言，缺席判决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且由于有效法律救济手段的缺乏，他们的权益往往很难得到救济。
　　三、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构想
　　完备的缺席审判制度应实现三方面的功能：“1、鼓励当事人积极参加诉讼并完成包括出庭辩论等各种诉讼行为，有效地控制缺席情形的发生；2、在相对意义上尽可能地实现客观真实；3、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赋予当事人攻击防御的手段和机会。”通过对一方辩论判决主义与缺席判决主义的立法比较和对我国现行缺席审判制度的剖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贯彻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
缺席判决是实体的处理结果。参照国外的成熟立法，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原告于言词辩论期不到场，应依法申请为缺席判决，驳回原告之诉”。对原告缺席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对被告缺席适用“缺席判决”，可体现当事人地位平等。因为撤诉直接指向人民法院的审判请求，是当事人向法院所作的诉讼行为。诉权包括程序上的诉权和实体上的诉权，程序上的诉权产生于实体上的诉权。实体权利不存在撤回与否，撤诉撤回的是原告处分程序的诉权，是一种对诉讼权利的主张，撤诉后还可以重新起诉。诉讼请求则是原告通过法院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实体权利上的要求。原告缺席视为原告放弃诉讼请求，这意味着原告既处分了程序上的诉权，又处分了实体上的诉权。从程序上讲，当事人放弃的诉讼请求不得重新提请法院裁决。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既要以发现真实为目标，又要追求程序的公正。无论是原告缺席，还是被告缺席，都应平等对待。
　　（二）完善立法理念，可采取一方辩论主义为主体、缺席判决主义为补充的缺席审理制度
　　缺席审判制度的模式，国际上一般分为：缺席判决主义和一方辩论主义，缺席判决主义指“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原告的请求做出支持其请求的判决，但对该判决缺席一方得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自异议提出之日，该判决视为未作出，诉讼恢复到作出判决之前的状态。一方辩论判决主义则是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综合到庭一方当事人的陈述、证据以及缺席一方曾提供的资料，依申请作出判决，对该判决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制度，针对缺席的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审理模式：对送达后当事人缺席的，应适用一方辩论判决主义，因为缺席一方经法院传票传唤，已经收到起诉书副本，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该判决，当事人不能提出异议，但有上诉权。对公告式缺席判决应适用缺席判决主义，设立申请撤销缺席判决的异议制度，否则不利于保护被告的权益。因为在公告送达中，不能确保被告知悉诉讼的存在。因此，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应当采取一方辩论主义为主体缺席判决主义为补充的模式。
　　（三）严格明确缺席的认定标准
　　纵观国外对缺席含义的界定，无外乎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到庭，二是到庭但不做防御性辩论。通常情况下不到庭和不做防御性辩论均被视作缺席。而我国只将不到庭和中途退庭作为缺席，到庭后不做防御性辩论不认为是缺席，同时还排除了有正当理由的不到庭。由此可见我国缺席判决制度中缺席的含义并不广泛，没有体现出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自主的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实务上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借鉴有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时,应当将缺席界定为:“当事人一方于言词辩论期日未到庭;当事人到庭但不进行辩论或者未作任何答辩即擅自退庭,视为未到庭。如果当事人虽然进行了辩论,但辩论不充分或只进行部分辩论的,不得认定为缺席。”对于辩论不充分或者只进行部分辩论的情形,可据情分别认定为对方的主张得以成立,或者就不予辩论的部分,视为该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不存在争议。另外,根据案情的需要,凡采用审前准备程序的,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应诉的,视为缺席。法院可根据原告的申请,按照原告所提供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作出缺席判决。
　　（四）完善缺席审理程序
　　由于缺席判决的特殊性，如果缺席审理案件照搬对席审理的普通程序，显然不合时宜。笔者认为缺席审理的有些操作程序可以省略，如，需要双方均到庭方可进行的质证程序、辩论程序、调解程序等。因为上述程序是以相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不存在而拟制其存在所进行的庭审实际是一种形式主义。但凡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到庭方能进行的程序则应当进行。如举证、当事人陈述和征询当事人最后意见等。因为举证是法院依证据判断事实作出实体处理的前提，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是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的，而当事人的陈述是其对缺席方诉讼材料的意见，征询当事人最后意见可以对庭审的结果进行最后的确认，这也是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在庭审认证方面，由于缺席审理一方缺席，不能进行质证和辩论给法院认定事实带来更多的困难，因此，在缺席审理中，法官应仔细审查非缺席方所举证据的来源、形式、证明力，并结合其他证据包括缺席方在出庭前或退庭前提出的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确信诉讼已达到可以裁判的程度方可做出缺席判决。
　　（五）在程序方面应引入异议制度和当事人申请缺席判决制度
　　当事人在无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不出庭，可以缺席判决。但是，不排除当事人确实有客观理由没出庭，而法院又没有查明的“缺席判决”，因此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一是可以对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当事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缺席情况纳入缺席的范围，可以解决我国缺席判决制度中在启动缺席判决程序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也体现了法律程序面对原、被告在客观上的公正性，更是便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和运用，从而提高了缺席判决程序的完整性；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是为缺席判决程序设定的救济程序，以适应我国的国情、民情，从程序上体现司法公正，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条件应严格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正当理由的缺席，应当包括天灾人祸、重大疾病、意外情况、不可抗力等方面原因；2、法律缺陷和司法弊端的原因造成的缺席，包括采用公告、留置、单位转交、邮寄方式送达的开庭传票，本人有可能或有证据证明确实没有收到传票的情况。3、由当事人申请法庭审查后认为依法可以提出异议的情况，包括缺席方向法庭提交了能够推翻庭审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因违法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不能到庭、受对方当事人的威胁和阻挠不便出庭的情况等。
　　此外，我国的缺席判决还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做出。我国的缺席判决现在是由法院依职权做出，这种司法理念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凡当事人任何一方缺席，只要没有正当理由，到庭一方当事人就可以申请法院做缺席判决，一旦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就应根据进行缺席审判，作出判决。
　　总之，在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中引入异议制度和当事人申请缺席判决制度，可以使法律程序更加完善，体现公正、高效、便捷的法律特征，在运用上也可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自主的原则，符合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要求。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第三方物流风险及保险对策
（齐艳铭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52）



“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看法是，对风险的掌握程度是划分现代和过去时代的分水岭：所谓对风险的掌握就是说未来不再更多地依赖上帝的安排，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再是被动的。”
——Peter L.Bernstein著《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

一、第三方物流业务风险概述
现代物流企业在攫取“第三利润源泉”的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与日俱增。根据风险管理的理论，现代物流风险可谓是体系庞大、纷繁复杂，它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纯粹风险，还包括责任风险、客户流失风险、合同风险、诉讼风险、投融资风险、财务流动性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各个方面。风险管理将有助于企业领导者科学地决策，如何避免风险是摆在现代物流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鉴于客户流失风险、合同风险、诉讼风险、投融资风险、财务流动性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在企业管理中具有一般性，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将风险的概念仅仅界定为与物流业务运营密切相联系的纯粹风险，即货物的灭损和对第三人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两个部分。
一般而言，现代物流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与托运人之间可能产生的风险
1.货物灭损带来的赔偿风险——对物流安全性的挑战
包括货物的灭失和损害。可能发生的环节主要有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和配送环节。发生的原因可能有客观因素，也可能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有不可抗力、火灾、运输工具出险等，主观因素主要有野蛮装卸、偷盗等。
2.延时配送带来的责任风险——对物流及时性的挑战
在JIT原则的要求下，物流企业延时配送往往导致客户索赔。从实践中看，客户索赔的依据大多是物流服务协议。也就是说，此时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的是违约赔偿责任。
3.错发错运带来的责任风险——对物流准确性的挑战
有些时候，物流企业因种种原因导致分拨路径发生错误，致使货物错发错运，由此给客户带来损失。一般而言，错发错运往往是由于手工制单字迹模糊、信息系统程序出错、操作人员马虎等原因造成的。由此给客户带来的损失属于法律上的侵权责任。但同时，物流服务协议中往往还约定有“准确配送条款”，因此客户也可以依据该条款的约定提出索赔。此时便存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得享有提起侵权责任之诉或违约责任之诉的选择权。
（二）与分包商之间可能产生的风险
1.传递性风险
传递性风险是指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否通过分包协议把全部风险有效传递给分包商的风险。例如，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协议规定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件500元，但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分包商签订的协议却规定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件100元，差额部分则由第三方物流企业买单。在这里，第三方物流企业对分包环节造成的货损并没有过错，但依据合同不得不承担差额部分的赔偿责任。由于目前铁路、民航、邮政普遍服务等公用企业对赔偿责任限额普遍规定较低，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选择由公用企业部门分包时将面临着不能有效传递的风险。
2.诈骗风险
资质差的分包商，尤其是一些缺乏诚实信用的个体户运输业者配载货物后，有时会发生因诈骗而致货物失踪的风险。
（三）与社会公众之间可能产生的责任风险
1.环境污染风险
第三方物流活动中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机动车排放尾气、噪声等。根据环境保护法，污染者需要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交通肇事风险
运输司机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发生交通肇事，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民事责任应该由其所属的物流企业承担。
3.危险品泄漏风险
危险品物流有泄漏的风险，随时会给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这一点值得从事危险品物流的企业警惕。
二、第三方物流风险的防范对策——兼谈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
面临风险的猖狂和索赔的烦恼，第三方物流企业该如何做到“不再更多地依赖上帝的安排”呢？对风险的态度是偏好还是厌恶？是自留还是转嫁呢？世界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保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保险一方面体现了分散社会资源集中运作的优势，另一方面又体现出现代社会互助精神的价值。因此，现代物流诞生伊始，保险就得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青睐。
也许从一开始物流业对保险业便寄托了太多的渴望，因此物流业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保险公司应该按照物流公司的需求，量身定做一个对口的保险产品来转嫁第三方物流运营中的所有风险。然而遗憾的是，保险业从来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提供一个万能产品来保障物流运营中的所有风险。道理很简单，作为商业化运营的保险公司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的，对于一些不可保风险，保险公司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对于不可保风险，物流企业应该努力寻求其他的风险规避手段。
以下笔者将结合风险管理模型，来具体分析物流业务风险中哪些属于可保风险，哪些属于不可保风险，进而给出若干不同的风险防范对策。
一般而言，风险的估算要参考两个指数，即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发生损失的概率越高，造成损失的程度越严重，风险也就越大。企业应该系统研究面临的不同风险类型，并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风险应对策略可以从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两个方面入手，前者包括放弃和管理，后者包括自留和转嫁（即保险）。
具体防范对策按照企业的风险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风险最小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低，造成的损失也很小。
这种类型的风险一般很少发生。如某物流公司每天按照固定的路线为某超市供货，由于公司没有充分预计到高考时可能造成的车辆拥堵和临时交通管制，结果高考当天发生配送延误达2个小时，按照合同约定应向超市赔偿单票物流费用5%的违约金。一般来说，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造成的损失也不大，因此这种类型的风险不具有保险的经济性。实践中，大多数企业会选择风险自留的方式。所谓风险自留，就是由企业自己来承担风险。自留风险的可行程度，取决于损失预测的准确性和补偿损失的适当安排。
2.风险较小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高，但造成的损失很小。
这种类型的风险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大事不犯、小事不断”。“大事不犯”说明损失一般不会太大，“小事不断”则说明损失发生的概率很高。现实中，恰恰这种类型的风险让物流公司颇感头痛。
由于损失发生的概率很高，保险公司便有可能无利可图，实践中大多数保险公司不愿提供这种类型的保险。由于造成的损失很小，因此物流公司自留风险成为可能。另外，即便一些保险公司愿意提供这种保险，其费率必定是昂贵的。因此，购买保险往往是不经济的，物流公司也只有通过自留的方式来应对风险。实践中，因为野蛮装卸、内部人偷盗等行为导致的货物损失风险就属于这种类型。
虽然这种类型风险造成的单次损失并不大，但较高的发生概率造成的累计损失足够物流公司难以承受，因此物流公司陷入了两难困境。很多物流公司抱怨保险公司提供这种类型保险时索要了过高的保险费率，而保险公司却又抱怨物流公司的管理水平差、发生风险多导致其无利可图。
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抱怨，根源在于对保险功能的定位不清。从风险筹划的角度来看，保险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风险是一个客观现象，保险能够分散风险发生时被保险人的损失，但不能从源头上制止风险的发生。这种“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风险，大多属于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通过有效的管理完全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笔者建议这种类型风险的应对策略是：管理加自留，即首先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使风险的类型转化为风险最小型，然后通过自留的方式规避风险。
3.风险较大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低，但造成的损失很大。
这是传统保险可以承保的风险类型。由于发生的概率很低，保险便具有了可行性；由于造成的损失很大，成就了保险的必要性。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从事业务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的威胁。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发生足以让物流公司倾家荡产。保险的功能就在于有效分散风险，最大程度的降低被保险人的损失。笔者认为，对于较大类型的风险，第三方物流企业应该采取保险的策略予以转嫁。
4.风险最大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这种类型的风险一般不会发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道路状况不良、天气环境恶劣、司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第三方物流企业承运一批价值连城的玻璃制艺术品时所面临的风险就属于这种类型。此时，理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可能会采取放弃的方法来应对风险。放弃不失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其机会成本却是可能获得的高额收益。另外，放弃固然可以避免一些风险，但难免又会遇到其他风险。可以说，放弃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风险应对策略。
笔者认为，当放弃的机会成本足够高时，物流企业总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水平的方法降低货物发生损失的概率。如前例，选择空运、高价雇佣一名技术娴熟的驾驶员或者给玻璃艺术品进行安全包装等，这些管理方法足以降低损失发生的概率。因此，应对这种风险的最佳策略是管理加保险，即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损失发生的概率，使风险的类型转化为风险较大型，然后通过保险的方式转嫁风险。
三、发展物流保险尚需解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