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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原告何女士与被告陈先生于2001年9月登记结婚。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间共同财产其中有一处林权，登记在被告陈先生名下。2010年6月12日，原、被告双方因感情破裂，在全椒县民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其中离婚协议第四条约定，所有林权归原告所有。离婚后，被告一直不履行离婚协议所确定的内容，协助原告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故原告何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林权归原告享有，依法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

　　被告陈先生辩称：离婚协议是原告何女士草拟的，所有的林权都归原告所有，债务都由我承担，该离婚协议不公平、不合法，要求重新订立协议。如林权归原告所有，原告必须承担投资款，归还我支付的1万元上缴款。

　　分歧：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何女士拥有全部林权，陈先生承担债务，显失公平，协议无效。第二种意见认为，协议离婚不适用公平原则，该离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有效。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目前在我国离婚有两种方式：一是协议离婚，由婚姻登记机关发给离婚证；二是诉讼离婚，由人民法院作出离婚判决。如今当夫妻感情破裂或因各种原因导致离婚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友好分手，即协议离婚。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这就是协议离婚。

　　一、离婚协议具有人身依附性，不适用合同法，协议离婚财产分割不适用公平原则。按照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协议离婚须是当事人达成离婚协议，主要内容是对离婚财产的分割及补偿、债务的分担和子女的抚养及费用的分担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签名表示认可。因此，离婚协议的签订实际上也是一份“合同”的订立，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依法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应予遵守，全面履行。离婚协议书虽然也是一种合同书，但其具有一定的人身性质，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签订的协议，不同于合同法中一般的协议书、合同书。婚姻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中的日常生活表现、感情基础、对孩子的抚养、有无过错、离婚原因等，对于离婚协议的签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当事人认为对方是弱势，自己是强势，有的觉得造成婚姻破裂的责任在自己，还有的是因为心疼孩子，在存在以上感情因素的情况下，就会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做出让步，而不像普通民事协议那样，采取平分或基本平分财产的方式来分割离婚财产。可见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不适用于婚姻法。合同法第2条第2款对此专门做了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协议离婚财产分割不适用公平原则。

　　二、离婚协议中仅存在财产分割的显失公平，不在被撤销、变更的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9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效力对男女双方具有约束力，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对财产分割反悔的，须在一年内起诉，且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被法院变更或撤销，一是存在欺诈行为，二是存在胁迫行为。因此，离婚协议中仅存在财产分割的显失公平，不在被撤销、变更的范围内。

　　三、“显失公平”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变更或撤销的法定情形。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在离婚时，往往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作出很大的让步，可离婚后却又出尔反尔，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种请求会因为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得不到法院支持。可见，离婚时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协议不是儿戏，如果发现协议条款难以接受可以拒绝签署离婚协议，但是一旦签订了当事人原则上应当遵守。除非能够举证证明对方在订立离婚协议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实施了欺诈、胁迫等行为，否则该协议就不得变更或撤销。法院在审查时，只要认定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就应该依法确认离婚协议的合法和有效。

　　本案中，法院认定何女士和陈先生签订的《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陈先生未能举证证明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受到欺诈和胁迫，且已经超过规定的签订离婚协议办理离婚手续后一年内对财产分割提出异议期限。被告陈先生不按约定协助原告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属违约行为，也与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相悖。原告要求确认原在被告陈先生名下的林权归原告所有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的请求合法。因此，全椒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原登记在被告陈先生名下的林权归原告所有；被告陈先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林权过户手续。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顾苗


所谓“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就是证据。”而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即证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只有证据的合法性才能确保诉讼的程序公正，有效地树立司法权威。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的方法、手段、证据的形式等方面做了较明确的规定，凡符合规定得到的证据就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证据。本文就是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各方面的困难以及确立和完善该规则必要性做一定的阐述。
一、 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律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取得的其他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即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96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第97条到第100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第101条至108条规定了勘验、检查的程序；第109条到113条规定了搜查程序；第114条到第118条规定了扣押物证、书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上述规定看，我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上述的司法解释虽然两高（最高法和最高检）的解释口径一致，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都作了明确的排除，而对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却语焉不详。其实质上也就是默认了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使用。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在我国的刑诉法第93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造成上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刑事诉讼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认识不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一直以来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原则中，把惩罚犯罪作为其根本目的。这就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引起各级法院重视，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完善
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要得到较好的执行并非一件易事。首先认定某一证据是否非法是由法院做出，这就要求法院必须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例如：沉默权等，这样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再次，尽管我国在刑诉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而适用该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第四，由于一直以来我国首先注重的就是国家和集体利益，而最后才是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思想更是漠不关心，所以适用此规则也需要考虑此因素。最后，由于该规则的适用必然对公安人员在调查取证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采用传统方式取证的办案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时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但总体看来，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上述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在立法方面。目前，我们应当在进一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把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也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范围。2、在司法方面。首先，要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应当告知被讯问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在权利被侵害时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补救。如：告知禁止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使其知道如果此权利受到侵害，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补救。这种告知也是对讯问人员的提醒，避免其明知故犯。其次，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地点，并且在讯问过程中应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场的律师对讯问取得的证据合法性进行鉴定；另外，也可起到对讯问人员进行监督的作用。最后，在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在实质性问题审理前，审判人员应当就有无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对被告人进行询问。并且，只有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后，法院才能就取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3、在司法人员的素质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诉讼资源相对而言较为贫乏，侦破技术也较为落后，不足以支撑非法证据的排除，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无论是侦查还是起诉环节都要严格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节约诉讼资源。4、在对待法律传统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方面。首先，应当消除封建法律思想的糟粕，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改观，推进法治建设。其次，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通过立法和公正的司法判决来影响和和宣传，使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打下良好的基础。
法治的进步，必然以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基础，离不开本国的特定条件。我国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总之，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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